一位麻醉專家的詩意人生
——記重醫(yī)附一院麻醉科創(chuàng)始人董紹賢教授
發(fā)布時間：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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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景至今讓很多人記掛在心，說起他依然眼里噙滿淚水。
那是2003年5月的一個早晨，初夏的重慶醫(y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yī)院家屬區(qū)花木蔥蘢，陽光下的綠樹盆栽一派盎然生機。咫尺之外的門診樓內外人聲鼎沸，新的一天就這樣循回往復，如常開始。此時一位耄耋老人，發(fā)白如銀，慈眉善目，精神矍鑠，正在一行人陪伴下緩緩走向一輛轎車。車門開啟，老人躬身欲入，忽然間，他回身環(huán)視眼前的高樓庭院，眉宇間有許多不舍和掛牽……良久，從他的喉嚨里嘣出一連串震撼人心的聲音：“重醫(yī)，我的重醫(yī)，我走了！”
這位老人，就是我國著名的麻醉學專家、重慶醫(y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yī)院麻醉科首任主任董紹賢教授。老人此時九秩高壽，應其子女董景辰、董景敏要求將他和夫人景用儀接往故地上海，安度晚年。
麻醉學，對于世上絕大多數人來說非常陌生，可是，對于每一位動過大小手術的人，哪怕某一次注射、某一次拔牙、某一次內外傷患，甚至分娩鎮(zhèn)痛，你也就和它搭上了關系，從而它悄然在你的就醫(yī)、手術過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成為人類生命保障的必備手段。
筆者和讀者諸君一樣對麻醉學幾乎一無所知，一樣對之有著特殊的神秘感，那就讓我們隨著董紹賢教授的生命腳步，去窺探它的神奇與偉大吧！
和王鳴岐先生以及許多上醫(yī)過來的同事一樣，董紹賢也是浙江人。他生于慈溪，在老家讀完初中方才去上海求學。青年人去大上海發(fā)展才有出息，這幾乎是當年浙江工商地主官宦人家子弟的必由之路。上海是世界有名的遠東大都市，十里洋場，經濟發(fā)達，教育環(huán)境、思想觀念以及師資設施自然大大超越浙江，就業(yè)前景也遠非杭州、寧波能及?？墒嵌B賢在上海讀完三年高中，并未像一般有錢人家子弟一樣繼續(xù)深造，而是報考了當時頗為時興的無線電培訓班，結業(yè)后在南京當了一名半軍事化的收發(fā)報員。
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無線電報務員算是個時髦的職業(yè)，可是董紹賢沒興趣。那些數字和密碼對于他太虛幻莫測，他常常在工作之余神思遐想，一心尋找他以為于國于民有益，自己又深深熱愛的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人全面占領東北，此后大批流亡人士入關逃往滬寧一帶，也有傷兵病民滯留街頭路邊，年及弱冠的他每每碰見，都會從自己微薄的薪酬里拿出一些，救濟這些苦難的同胞。饑民災民嗷嗷待哺，病入膏肓，此時戴著紅十字會標的救濟人員、醫(yī)務人員出現，讓面善心慈的董紹賢心底也泛起溫暖。有一天，他忽然幡然醒悟：不干這報務員了，我還年輕，我學醫(yī)去，救百姓于水火，去東亞病夫之臭名，終可為國家為民族做一些實實在在急需的事。
決心已定，立馬辭職，立馬行動，立馬溫習已經丟棄了幾年的高中課程。功夫不負有心人，1934年夏天，21歲的董紹賢成功考入當時中國最著名的高等醫(yī)學學府——國立上海醫(yī)學院六年制本科，主修臨床兒科學。此后學業(yè)和工作可謂一帆風順。1940 年畢業(yè)后，他進入上海兒童醫(yī)院工作，任醫(yī)師、主治醫(yī)師；1944年轉往上海市德濟醫(yī)院，任兒內科副主任；1948年進入上海美高德士古石油公司，任中國職工保健醫(yī)師。大學期間，他結識了正在某教會學校讀書的大一女生景用儀，不久后遂結為連理，相許終身。景用儀乃是來自武漢的大家閨秀，英文特好，兩人情投意合相見恨晚，她從此放棄了學業(yè)，追隨了董紹賢先生一世一生。
時下戰(zhàn)爭題材影視劇中經?？梢钥吹揭恍┛植揽膳碌溺R頭：戰(zhàn)地醫(yī)院因為沒有麻藥使用，往往用點酒精一涂，拿把木鋸就開始截肢，拿個刀片就開始剖腹；為抑制疼痛，讓傷員嘴里咬著毛巾，頭上大汗淋漓直至昏厥過去……其實即便在當年的大城市上海，麻醉技術也停留在很落后的水平，無論是器械還是技術；也沒有科學的論述和臨床的權威實踐。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后，西方諸國對我們進行嚴密封鎖，致使我國的麻醉學研究形同空白。
所幸此時從美國回來了一位麻醉學專家吳玨。
1950 年初，吳玨教授留美歸國。和那個時代許多學成歸來的莘莘學子一樣，他們是滿懷報國之心回來的，因為他們看見了新中國如冉冉升起的朝陽，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國家?guī)缀跻粺o所有，百廢待興，他們回來是要建設這個偉大的國家，讓祖國重回世界強國之林。吳玨立志振興中國的麻醉學，可是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沒有設備和藥物，更沒有人才。吳玨先生和董紹賢先生都已作古，筆者已無從了解到吳玨當年是怎樣看上董紹賢的。但是在所存無幾的資料里，我看到董紹賢先生的一份自我“專業(yè)技術工作述評”里有這樣一句話：“他推薦我返回母校，協助其完成這一理想。”
其時董紹賢已經從事了十年兒科臨床醫(yī)療工作，已經做到了德濟醫(yī)院的兒科副主任，后又在上海美高德士古公司任職工保健醫(yī)師，可謂名利地位都有了，為什么還要去從事自己不熟悉的麻醉學研究呢？興許是因為吳玨教授精神的感召，也許因為那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感。帝國主義列強不是封鎖我們么？我們買不到高效麻醉藥，更買不到先進的設備，致使外科許多大型的和較為復雜的手術都無法開展。中國人從來是不怕威脅封鎖的，如此只能逼著我們自力更生自找門路了。
吳玨教授是有心人。他從美國帶回來的320冊美英麻醉學雜志，成了董紹賢他們最好的教材；他在美國學到的麻醉學知識、麻醉學臨床實踐，以及使用的麻醉藥物和器械等等，都成了他的學生們、同事們共同的財富。他們日夜研讀，分析推演，反復論證，深思熟慮，根據當時的物質條件，決定把硬膜外麻醉術作為首個主攻對象，同時在上海醫(yī)學院附屬中山醫(yī)院，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麻醉學教研室，由吳玨擔任主任，董紹賢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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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重醫(yī)，在荒山毗鄰上描畫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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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亦父，兢兢業(yè)業(yè)寫出詩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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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有了隊伍也有了目標，他們開始嘗試制造麻醉工具，并且協助相關藥廠研制高效麻醉藥，在各類手術中推廣使用。經過整整8年的艱苦探索，反復總結，不斷改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終于開發(fā)出一套高效安全、費用低廉、適用于腹部以下各類大小手術的“硬膜外麻醉術”。成功得來實在不易，近3000個日日夜夜里，他們可謂殫精竭慮，注重臨床實踐，注重每一個細節(jié)，注重理論提升，使之愈加成熟簡練，成為國內麻醉學研究的經典技術。8年中，先后有江蘇、浙江、福建、廣西、山西、新疆、武漢等省市自治區(qū)醫(yī)學院校派員前來學習取經，他們后來都成了我國早期麻醉學骨干人才。這支20多人的麻醉學骨干回到當地以后，又將他們學到的專業(yè)技能向各地市縣各級醫(yī)院推廣普及，有如滾雪球般日積月累，繁衍生息，據粗略統計，至20世紀末，國內80%左右的縣級醫(yī)院都已經備有使用硬膜外麻醉這一優(yōu)秀麻醉技術的專職麻醉醫(yī)師，從而凸顯了它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954年，潛心研究麻醉學的董紹賢受命調往上海醫(yī)學院附屬華山醫(yī)院任麻醉科主任、副教授。也就在這一年，他們在國內首創(chuàng)并推廣了硬膜外阻滯麻醉技術及相應的器械，研制出了我國第一臺“陶根記”麻醉機，同時改良了氣管插管套囊技術，使我國在西方國家的藥品和技術封鎖的艱苦條件下仍能開展各種常見手術的麻醉。董紹賢教授還改良了骶管阻滯麻醉技術、神經頸叢阻滯技術、半開放式乙醚吸入麻醉技術，率先在國內開展了后坐位顱窩手術麻醉。在20世紀70年代初即倡導世界性項目——無痛分娩的研究和開展。董紹賢教授的一生填補了我國麻醉學專業(yè)的許多空白。
四年之后的1958年10月，他又一次受組織重托奉命支援內地，前往重慶醫(yī)學院附屬第一醫(yī)院組建麻醉科，并擔任相應職務。
我本不想重復評介援建重醫(yī)的每一位專家的心路歷程，但是董紹賢教授的表現還得寫一寫。用他的鋼琴家女兒董景敏的話說，父親是一個心胸寬敞的人，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真正是憂國憂民不計得失，對組織的決定是言聽計從，上邊定了的事二話不說，打起背包就出發(fā)。家里完全沒得商量，他聽組織的，母親景用儀聽他的，弟弟董景辰年紀小自然也得聽他的。只有她正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讀書，重慶沒有相應的學校可去，所以留下了。那個時代的人是把能去艱苦的地方工作引以為榮的，國家的需要就是一切。
所有來到重醫(yī)的上醫(yī)專家面對的困難幾乎都是一樣的，窮鄉(xiāng)僻壤，泥屋茅舍，交通不便，有點思鄉(xiāng)。然而更嚴重的問題是醫(yī)療教學設備匱乏，難以正常開展工作。新成立的重醫(yī)附一院麻醉科更是如此，一切都需白手起家。上海當時畢竟是中國最發(fā)達的城市，醫(yī)療設備、人才儲備、藥物研制沒有哪個國內城市可以與之相比。重慶就不好說了，抗戰(zhàn)時期搬來的學校遷走了，大批優(yōu)秀的人才回去了，醫(yī)療設施之落后，器械物資之匱乏，令董紹賢一行大為吃驚。吃驚之后還得靜下心來想辦法。
隨丈夫姚臻祥 （曾任普外科主任、博士生導師） 來渝的唐偉玲一直在董紹賢教授領導下工作，說起當年的人和事，白發(fā)蒼蒼的老人興致勃勃。“當年那個條件呀，年輕人是不曉得的，真是要啥沒得啥。從上海帶過來的一只彈簧血壓表都成了寶貝，如今都成文物了我還保存在身邊呢！”她說，重醫(yī)附一院的麻醉科，就是董教授親自創(chuàng)建發(fā)展起來的，那時候重慶沒人敢做胸外科手術，更沒人敢做腦外科手術。董教授一來，不僅帶來了新的理念和思想，帶來了手術麻醉的規(guī)范化、程序化，還帶來了新的技術和自制設備。帝國主義不是封鎖我們嗎，他就帶領我們自己做，大到麻醉機，小至一針一管，都是自己設計制造，逐步摸索改進，為醫(yī)院各科手術麻醉做了最充足最安全的保證。重醫(yī)附一院胸外科麻醉和腦外科麻醉，都是從董紹賢始！
麻醉科原副主任李秀英說到老主任董紹賢更是如數家珍。她說在董教授領導下工作收獲大進步，天天都能學到新東西。1975 年，她奉命參加援藏醫(yī)療隊，那時她只是一個到院三年多的住院醫(yī)生，可以說好多東西還沒搞明白，可是去了昌都地區(qū)醫(yī)院就得獨當一面。怎么辦？那時候長途電話費貴，昌都打到重慶尤其貴，一般人哪里承擔得起？只能寫信。而信要在路上走十天半月。每每有一點疑難問題她就寫信向董主任請教，董主任可是見信必回，從不拉欠。 兩年下來，李秀英收到一大摞他的回信，學到了好多好多麻醉學知識，這是真正的醫(yī)學“兩地書”。她在麻醉學的醫(yī)教研實踐中迅速成長，多年以后，已成為重醫(yī)附一院新一代的麻醉學專家。
雖也已退休，卻顯得非常精干的李秀英對我說，董紹賢教授一生可謂卓越不凡，教書育人、辛勤耕耘、動手動腦，永遠走在創(chuàng)新的路上。在 20 世紀50—80年代，他為推動重醫(yī)附一院以及重慶乃至整個西南地區(qū)麻醉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作出了重要貢獻，堪稱麻醉界的先驅。為證明她的判斷正確，還從下面三個方向寫了非常專業(yè)的說明，為保證準確無誤，筆者只能抄錄如下了：
1.對單次硬膜外麻醉穿刺針的引進 20世紀50年代初期，有70%—80%的外科手術采用局部麻醉，包括硬膜外隙注射局部麻醉藥 （即硬膜外麻醉） 和蛛網膜下間隙注射局麻藥（即腰麻）。而硬膜外麻醉較腰麻發(fā)生頭痛、尿潴留等并發(fā)癥的概率應為更少，麻醉可控性更好，手術適應癥更廣泛，麻醉安全系數也大大提高。由于那時硬膜外麻醉器械稀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硬膜外麻醉的廣泛使用。董紹賢教授自己動手，將尖銳的腰麻穿刺針尖端磨成圓弧形，使其變鈍成勺狀。采用這種改良的腰麻穿刺針行硬膜外穿刺時可避免穿破硬脊膜而進入蛛網膜下間隙發(fā)生腰麻的并發(fā)癥，即可安全地進行硬膜外麻醉，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2.早期創(chuàng)造性開展連續(xù)硬膜外麻醉 隨著外科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手術范圍擴大，疑難手術增多，除全身麻醉外，單次硬膜外麻醉已不能滿足較長時間（大于兩小時）手術的麻醉，需要改單次硬膜外麻醉為連續(xù)硬膜外麻醉。雖然當時市面上能買到硬膜外穿刺針，然而連續(xù)硬膜外麻醉導管又買不到。董紹賢教授創(chuàng)造性應用普通的塑料細管 （中間是空心的） 經特殊消毒處理后行連續(xù)硬膜外麻醉獲得成功，在以后的20多年一直沿用這種塑料管。直到90年代初麻醉器械的改進和標準化要求，才有了目前使用的帶刻度的連續(xù)硬膜外麻醉專用導管。
3.創(chuàng)造性自制乙醚揮發(fā)罐解決全身麻醉急需設備 某些外科手術要求在全身麻醉下進行。全身麻醉時中樞神經系統抑制，患者無意識，全身感覺不到疼痛。在20世紀60、70年代，麻醉器械稀缺，全身麻醉機更少。董紹賢教授自制乙醚麻醉揮發(fā)罐，將自制仿“亞利氏”麻醉機的三通開關安在揮發(fā)罐上，形成一個半開放的吸入麻醉方式。麻醉中患者保持自主呼吸，麻醉深淺可控性好，麻醉安全系數提高，麻醉后蘇醒快，全身麻醉并發(fā)癥減少。這在那樣的年代，麻醉作為外科手術的幕后英雄，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手術的需求，為外科手術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沒有麻醉就沒有外科的發(fā)展，而外科手術的發(fā)展也促進了麻醉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董教授的創(chuàng)新也證明了這點。
現任麻醉科副主任的陳萍教授說起董紹賢先生也是眼含淚光，滔滔不絕。因為她也是董紹賢教授手把手帶出來的。1983年，品學兼優(yōu)的她從臨床醫(yī)學專業(yè)畢業(yè)，原本一心想去心內科，卻被神經外科的楊維醫(yī)生推薦給了董教授。可她對麻醉學了解甚少，正在猶豫之時，董教授找她談了話，詳細介紹了麻醉科的來龍去脈、發(fā)展前景，建議她不要放棄這么好的機會。臨走還送給她好多《中華麻醉學》雜志。她說，那次談話徹底改變了她的醫(yī)學道路，從此與麻醉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陳萍那時很年輕，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和幻想，但是當面對董教授這樣的國內知名大學者大專家的時候，他的人格魅力和醫(yī)學魅力立刻征服了年輕的陳萍，她覺得應該去麻醉科，她決定去麻醉科！義無反顧！30多年下來，她覺得這條路走對了。無論做人還是做醫(yī)生，她說，都得益于董教授的諄諄教導，沒有他的教誨與提攜，興許我就沒有今天的收獲與成功，正可謂千里馬常有，伯樂難尋！
知恩圖報，這一中國人幾千年沿襲不棄的品德，如今正在李秀英、陳萍她們身上熠熠閃亮。我想董紹賢先生在天之靈有知，也會為弟子們的成就和感恩而欣慰不已。
陳萍真是有心人。除了李秀英教授前面列舉的諸多醫(yī)療教學科研臨床成就，她還給我送來了幾大頁手寫的關于董教授專業(yè)與學術的貢獻的詳細資料，讓我大為震撼，耳目一新?？晌覍懙氖欠菍W術文章，不可能將之全文照錄，還是摘其要點以豹見一斑吧！
——董紹賢教授和房秀生教授將硝普鈉用于顱內動脈瘤夾閉的控制性降壓……至今該藥物一直在臨床中使用；
——董紹賢教授和蔣夏教授將大劑量芬太尼麻醉用于體外循環(huán)心血管手術……至今也在麻醉界沿用；
——董紹賢教授率陳敦敏教授將傳統神經頸叢阻滯方法改良為肌間溝注射法，應用于頸前部如甲狀腺手術等……；
——分娩鎮(zhèn)痛……董紹賢教授和陳敦敏教授嘗試用硬膜外麻醉或者骶管阻滯來行分娩鎮(zhèn)痛，意識超前；
——重新啟用腰麻的準備……董紹賢教授曾經在準備好全麻的情況下，又對傳統的腰麻進行改革；
——將硬膜外麻醉成功用于腎移植受體的麻醉，為董紹賢、陳敦敏二位教授親為，手術非常成功，乃重醫(yī)附一院第一例腎移植手術。
……
實際上，作為麻醉科現任主任的閔蘇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全面概括了董紹賢教授的學術成就和醫(yī)教研建樹——
1958年10月，董紹賢教授積極響應國家支援內地建設的號召，從上海來到相對落后的重慶市，在艱苦的條件下參與創(chuàng)建重慶醫(yī)學院附屬第一醫(yī)院麻醉科，任麻醉科首屆主任。曾任中華醫(yī)學會麻醉學分會全國委員、四川省醫(yī)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麻醉學專業(yè)委會主任委員、重慶市麻醉專業(yè)委會主任委員。曾任《中華麻醉學雜志》《臨床麻醉學雜志》《國際麻醉學與復蘇雜志》編委。董紹賢教授是四川省及重慶市麻醉學界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為我國現代麻醉學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付出了畢生的心血，1985年退休，載入重慶市衛(wèi)生志。
董紹賢教授是建國以來最早投身麻醉學專業(yè)的人員之一，從事麻醉學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40余年，對我國麻醉學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董紹賢教授是重慶醫(yī)學院第一位麻醉學碩士導師，培養(yǎng)了大批麻醉學專業(yè)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不少人現已成為當今麻醉界的知名人士和學科帶頭人，如房秀生教授、陳敦敏教授。1959—1979年他曾先后主持舉辦了四次重慶周邊區(qū)、縣級醫(yī)院麻醉人員培訓班，學員數百人，填補了這些地區(qū)的麻醉醫(yī)學空白。
董紹賢教授以畢生的教育經驗和體會為基礎，綜合參考國外麻醉學教材和論著，親自編寫了多部教材及著作，對創(chuàng)建我國特色麻醉學教育理念作出了積極貢獻。例如重慶醫(yī)學院醫(yī)療系麻醉學教材 （主編）、《外科學——高等醫(yī)藥院校協作編寫試用教材》（合編，書號14048-3432）、《外科學——全國高等醫(yī)藥院校試用教材》（合編，書號 14048-3777）、《外科學——高等醫(yī)藥院校教材》（合編，書號14048-1695）、《麻醉并發(fā)癥》（主編，1982）、《靜脈麻醉藥理及臨床應用》（合編）、《婦產科理論與實踐》（合編）、《難產與圍產》（合編）。
董紹賢教授的主要科研及技術革新成果：后顱窩手術坐位麻醉（1956）、硬膜外激素治療椎間盤突出癥神經痛 （1963）、乙醚麻醉半開放式裝置 （1972）、食管異物取出的麻醉處理 （1979）、骶管阻滯改良途徑 （1979）、芬太尼靜脈麻醉（1982），這些技術革新成果均在院內外推廣應用，受到一致好評。
董紹賢教授的代表論文：
一種改良的骶管麻醉方法。中華外科學雜志，1980
硬膜外麻醉用于分娩止痛20例。中華麻醉學雜志，1981
硝普鈉用于控制低血壓。中華麻醉學雜志，1981
硬膜外嗎啡用于剖胸手術后止痛。中華外科學雜志，1982
麻醉技術的臨床應用。中華麻醉學雜志，1982
足夠了，這些文字和資料已經給我們描繪出一位麻醉學大師的豐滿的形象，讓我們窺見了董紹賢教授五彩斑斕的麻醉人生。唯有崇敬，唯有膜拜，唯有懷念。
我曾幾次電話聯系遠在上海北京的董景敏、董景辰姐弟倆，讓他們談談父親，談談他們和父親的故事。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并沒有講出更多我所希望的細節(jié)和橋段。不怪他們，鋼琴家董景敏1958年以后就和父母分居滬渝兩地，難得見面，再次團聚已是45年后的2003年。高級工程師董景辰雖然跟隨父母來重慶六中 （今求精中學） 上高中，但是每周才能回家一次，每次都要翻越高高的鵝嶺，回到家也不一定能見到他，他的工作太忙了，成天都泡在科室里，見了面也說不上幾句話。他說雖然父親當時已經是高級知識分子，但是看不出和老百姓有啥不同，也沒看見他買什么新衣服，最常見的就是一身白大褂。他自己常年住校，從未有過特殊照顧，此后考入南開大學物理系，和父母也就地北天南，難得一見。他們說，他們理解那個時代的父親母親，他們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事業(yè)，獻給了重醫(yī)。
說實話，我聽著電話那頭冷靜的敘述，心里頭有幾分心酸，我比他們小不了幾歲，我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生活。我說，好吧，不麻煩你們了，你們的父母很優(yōu)秀，你們也很優(yōu)秀，這就足夠了，起碼他們給了你們非凡的遺傳基因。我的話讓他們輕松了許多，反過來安慰我，能寫多少就寫多少吧，麻煩你了喲！
恰恰相反，董教授麻醉科的老部下和弟子們說起老領導卻熱情不減，搶著發(fā)言。這個說，董教授待我們如子女，百問不厭，有問即答；那個說，為了幫助我們提高英語水平，每周星期二下午是固定的學英語時間，長期堅持不懈，學的都是英語醫(yī)學原著或者期刊選段。這對提高科室人員英語實用水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董教授退休了，蔣夏教授 （曾任麻醉科主任） 又接過來，至今業(yè)務學習仍然在周二下午，形成了幾十年不變的好傳統。
對于青年教師的培養(yǎng)，董紹賢一向抓得很緊，新教師上大課前都必須在科室試講，讓大家來挑毛病，改正了通過了才能上講臺。無論新生老手，他都要揀過拿錯，哪怕一次板書，一個手勢，都要給你示范糾正，更不用說你的教案和講稿了。他帶出來的研究生，個個品學皆優(yōu)，無論在院內院外都出類拔萃，成就斐然。
1965年就到麻醉科做護士的張幼君說起老教授也感慨萬千。科里每周有一次大掃除，要用水沖洗地板，作為泰斗級的老專家，年事已高，本無他的事，可是他每次都全副武裝穿上水靴親自干，誰也勸不走他，誰勸還和誰急。早年條件艱苦，沒有空調，冬日里他每天早晨都要趕來科里提前生好火爐，燒水控溫。夏天重慶持續(xù)高溫，他們只能搬來冰塊降溫。董教授從來沒有架子，大小事情都要身體力行。她說，即便“文革”中他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趕下了臺，罰他每天打掃廁所，他也無怨無悔、一絲不茍，天天守在那里，掃的廁所也是干干凈凈清清爽爽，絕對沒有尿騷味。
后來他從科主任崗位上退下來了，雖然不再上手術臺了，但他依舊閑不住，每天在手術室里挨個巡查，他可真是火眼金睛，但凡不規(guī)范的操作大老遠就看出來。有一次，一個8歲小女孩做扁桃體手術，采取半開放麻醉方式，中途麻醉醫(yī)師發(fā)現病員缺氧，全身紫紺、腫脹，不知問題出在哪里，手足無措時，他正好在巡視中，立馬前往處理，掀開手術單，發(fā)現氧氣管滑落在口腔，病員已經極度缺氧……后來他組織大家總結經驗，防微杜漸，加強監(jiān)測呼吸，要求每個病人在非全身麻醉時都要采用棉花細絲，用膠布貼在鼻孔處，以觀察棉絲隨呼吸飄動；全身麻醉時觀察氣道阻力的高低變化，以保障手術病人安全。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一直到他75歲正式退休，幾十年中，他把科室和手術室當成了自己的家。
科室的同志們都說，他是嚴師，更像慈父。業(yè)務上他是絕對的嚴師，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懈??；生活上工作上他是真正的慈父，他有困難不會告訴你，你有困難他絕對會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件事讓陳萍至今仍感念不忘。有一年董教授做了兩次小手術，他的孩子不在身邊，科里就安排年輕醫(yī)護人員去他家輪流陪護。陳萍其時已有三個多月身孕，董教授知道后堅決不要她去陪護，說孩子比我這個老頭子重要，你回去吧回去吧，態(tài)度絕決得毋庸置疑。
坐在我面前的唐偉玲、何大模、唐萬碧、易鳳瓊、羅小慶、米智慧、張幼君……以及前文提到的李秀英、閔蘇、陳萍，居然沒有一位是男??？我想，興許女人心細，女人恬靜，她們才會聚集到董教授的麾下，組成了強大的娘子軍，幫助他塑造了堪稱完美的麻醉人生。
其實生活中的董紹賢教授愛好廣泛，充滿詩意。他喜歡讀書，喜歡寫毛筆字，年輕時候也是一個文青，據說當年他乘船溯江而上經過赤壁時，被浩瀚奔騰的長江所感染，曾經高聲朗誦大詩人蘇軾的《赤壁賦》：“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于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他還拉得一手好京胡，會唱小半場京劇《洛神》。每每假日佳節(jié)，他也會買來火鍋底料、毛肚鴨腸，與科里老中青三代來一場自做火鍋宴；或者就在科里寬敞的門廳里，舉辦聯歡會，唱民族歌，跳新疆舞，自娛自樂；興之所至，也會拉上一兩個醫(yī)生護士翩翩起舞，顯出當年上海小帥哥的本性。呵呵！
他的夫人景用儀，大家閨秀，諳悉英文，因為嫁給他，輟學于教會學校大一。此后跟隨他遠來巴蜀，為人妻為人母，相濡以沫，不棄不離，后來在重醫(yī)附一院病案科工作，直至退休。
讓我們再次回到本文的開頭，回想董紹賢先生2003年5月離開灑滿心血的重醫(yī)時，從心底迸發(fā)出來的生命的呼喊：“重醫(yī)，我的重醫(yī)，我要走了！”在場的所有送行人或熱淚盈眶，或掩面而泣。這是一位把畢生精力獻給重醫(yī)、獻給麻醉事業(yè)的老人面對摯愛的一切，發(fā)出的最后的聲音。有眷戀，有無奈，更有不舍。
我忽然想到董先生1958年秋日乘舟往巴蜀，吟蘇軾詩抒懷的情景：
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于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哀吾生之須臾。生命畢竟太短暫了。
2010年12月，董紹賢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97歲——至死，他的胸前還戴著科里同仁臨別時贈送給他的平安玉佩；兩年之后，夫人景用儀隨他而去。他們的女兒、鋼琴家董景敏告訴我，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即患上腦出血，治療后有好轉，直至6年后仙逝。
